响堂石窟位于峰峰矿区鼓山，距邯郸市区约30公里，是河北省迄今发现的最大的石窟。石窟分南北两处，两地相距约15公里，现存石窟16座，摩崖造像450余龛，大小造像4300多尊。南响堂石窟地处临水镇纸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有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上层5座，下层2座，自下而上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其中华严洞是南响堂中规模最大的石窟，高近5米，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洞内遍布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大型浮雕。千佛洞内有佛像1000多尊，构成一幅宁静祥和的天国图。除石窟外，南响堂还有殿宇、楼阁、古塔等建筑。
北响堂位于鼓山山腰，共有9座石窟，其中以大佛洞规模最为宏大，洞中有整个响堂山石窟中最大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高4米，是难得的石刻艺术珍宝。
响堂石窟产生的历史背景
纵观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新疆地区是最早兴盛起来的，在佛教东渐过程中曾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东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古龟兹地区开凿石窟寺的风气逐渐向东施展它的影响，大约在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以凉州（甘肃武威）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开始了石窟寺的开凿，如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的凉州石窟，河西走廊以东有西秦开凿的炳灵寺石窟等，这些石窟被称为凉州模式。
5世纪前期，北魏灭北凉，统一了中原北方地区，凉州佛教逐渐传入北魏都城平城（大同），使其成为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佛教中心。为云冈石窟的开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云冈石窟的开凿显示出了北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这种实力也反映在艺术风格上，因此被学术界称之为云冈模式。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南的伊阙开凿了龙门石窟，这意味着北魏统治者又为自己在新都营建了一个精神家园。龙门石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较多地继承着云冈石窟的模式。
6世纪前期，北魏统治集团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东西魏。北朝的统治中心分别转移到了邺城和长安，随着中原局势的动荡，故都洛阳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工程被迫中断，洛阳大量的人力、物力转而流入邺城，使得石窟艺术的流布又开拓出新的区域。在太行山东麓一线，以邺城为中心的响堂山石窟群自此诞生。
响堂石窟的独特魅力首先，响堂山石窟是独具特色的，它是吸收了印度塔形建制，结合中国营造方法开凿的“塔形窟”。从建筑艺术上，它保存下1400多年前北齐时期的建筑造型，这在全国是仅有的。近年来，响堂山石窟被学术界称为中西文化的最早结合典范（中原和南朝）。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曾经说：“北响堂大佛洞可与龙门等诸大窟相媲美。”
其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统治阶级竞相修寺开窟刻经以求功德，至北齐则开窟刻经之风愈盛。响堂山石窟开创了中国或者说世界佛教刻经的先河，是中国佛教刻经文化的源头。它的出现直接影响到山东、河南、河北、北京房山云居寺等地。迄今，在响堂山仍保留有数十部石刻经文，遍布在洞窟内外、佛像上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曾激动地赞叹这些刻经为“中华第一刻经”。
第三，造像风格。响堂山石窟的造像风格使中国雕塑史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响堂山石窟基于北方文化的特色，造像理想性减弱而变得写实和贴近生活，从而为隋唐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传统艺术从线的表现向立体描绘发展再次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被学术界称为“响堂模式”。可以说，没有响堂山石窟的发展就不会有隋唐佛教造像的巅峰。
